第一节 对命运的认识
一、命运本在宇宙之中
天地人是大一统的体验世界。文化，作为一种现象，是高度凝聚着文化创造者的体验，是充满生命的人体世界的概括和总结。体验是什么？当我们说“我痛苦”、“我高兴”时，表达的是一个真实的感觉，也是表达一种体验，陈述一种体验。更有无数难以言传的东西，如“梦见”，是沉淀在心底的一个多姿多彩充满创造的世界。每个地区、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核心的文化。天，可说便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不知天，便不能洞悉这个体验。
这天是历史之天。诞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文化，其核心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其蕴涵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周人的天，展现为天下大一统，那么战国、秦汉之际的天则表现为天地人大一统。
这个体验世界的全体显现的是一个阴阳消长、五气运行之象。道家称之为道。理学称之为理，董仲舒则称之为天，当然，道、天、理都是体验世界的外向投射、模拟、象征。
阴阳五行则是表术体系。阴阳和五行都起源于古代中国人心灵中涌动不息的生命体验，不同于真实的体验，而是模拟、象征、隐喻。就梦这一特例而言，梦境是象；梦意是体验。从根本上说，这种被现代人称之为“神秘”的体验不能通过逻辑和语言传递，只能由个体“洞悟”。但是经历着天地万物融合为一的体验，并在这体验中“发现”了合适的表达途径时，便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解释为“天赐”。即由“象”来“言”。正如创造艺术是表达不可言传的体验方式一样，在人的精神世界中，不可言传的东西实在远比可言传者丰富。而汉字不同于机械的复制，其造型恰恰是人类体验世界加上语言这种表达方式的结晶。阴阳、五行是个有条理化的框架，那么只有穿透这个“目障”，才能洞见“大通”世界的真蕴，才能真正把握古代人类生活其中的世界。所以说我们通过阴阳五行来学习各种方技术数，首先要明白，他们特殊体验中的水火金木土之性，实际上就是那种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是运用了诸多象征（或隐喻），在很大程度上再现了生命的体验世界。即用尽可能简约的概念体系和运算程序，表达尽可能完善、丰富的思想。
阴阳五行观念来源于非周文化。秦、汉之际阴阳、五行学说已开始成为统摄一切的表述体系。成于大公无私国的《吕氏春秋》将当时广为流行的五行说和阴阳说进一步具体化。在《十二纪》中描述了一年五气运行对应的天象、气象、物象，并以此为据制定出一年十二个月的“政令之所行”的宇宙律令。《月令》又兼用五行和阴阳描述了对季节变易的感受。到了西汉中叶，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已经合流，并逐渐成为公认的系统的表认体系，在阴阳五行学说所表述的这一观念系统中，世界是一幅天人万物交融、互感、互应、互渗的“使人拘而多所畏”的图景。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这个表述体系最终的完成者是《淮南子》和董仲舒，他们虽然分别代表“道”和“儒”两大传统，但同出一个观念系统，使用同一个表述体系（阴阳五行），具有一致的精神品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统一体中，二者占据着不同层次和领域，但又互立、互通、互补、互融。中国文化总以“大一统”为常道。这常道，不是先秦儒、法、诸家追求的两维空间的“天下大一统”，而是阴阳五行表象的四维立体、时空的“古、今、天、地、人大一统”。儒、道、墨、名、法在这个统一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阴阳五行为秦汉以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立法定制统摄着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今日的“中国文化”。
人之为人本于天。天，在本质上是不可言说的，但天通过阴阳五行显示自己，人们通过明阴阳、辨五行可以体察天志、天道。实际上是以阴阳五行来描述对天的体验。
人之为人本于天。董仲舒的《太极图说》明言阴阳、五行皆出于太极。太极讲述的是五气顺布、二气交感，表明阴阳五行都是气，人得阴阳五行之秀气而最灵，高于万物。人最为天下贵是由于天人相副，由于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天，亦人之曾祖父也。由于天是万物之祖，人则受命于大一统的天，因而人必须顺天而行不能逆天而动。
人为什么有命运。人类最关切的是命运。人类体验最深的是命运。人类体验世界中最大的谜，也是命运。我们所说的命运，并非一般外在的或外来的超自然、超人格力量，而是一种体验。所谓命运之神和命运的力量之类，不过是命运体验之外化（外向投射）的产物，而命运也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人类的一切感受一切活动，一切创造无不闪着命运体验之光。命运作为一种体验难以言说，根本无法给命运下定义。命运最可知但却无形；意欲对它言说，必先使之显现为象。天地人大统一的体验，是以阴阳五行之象来表述的。天象之变，系于阴阳五行之一变，阴阳五行之变，起于人事之失。所以说，人事之失与天象变是经由阴阳五行感应的。
人的命是宇宙之易的体现，亦即宇宙变易过程中某一特定状态的体现，人蕴涵了这一状态的全部信息，这被称作禀赋。人出生时所禀赋的当时的宇宙状态的信息，便固结为命，宇宙之易表象为特定的阴阳五行，这是以天干支为象的。但宇宙之易永不停息，于是命在继续变易的不同宇宙状态中，便表现出不同的运。因此，就有了命运并称。但这是不同的。究其根本，命是一种固结了的特定宇宙状态，运是流变着不同宇宙状态中的遭遇。
阴阳五行是气，它所表象的命运，则显现为不同“成份”构成的气。对每个人而言，由于各人禀受的份量不同，故而造成个体之间的差异。禀清纯厚渥之气者，其象真；禀浊驳粘薄之气者，象不真。人生天地之间，天施地化而成。故而人象天地，与天地同气，三者合以成体，各各特定状态的气都处于生生不息的宇宙之气中。我们通透了阴阳五行之象，便可洞见“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事物无论巨硕细微都充溢相同的生命，蕴涵着世界全体的“信息”，遵循着类固（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同应的原则，交感互动，因而这个世界是全息世界，阴阳五行便是全息之象，个人命运本在宇宙之中，这便是知命的根本意义所在。知命而不忧乃是一种运载高的境界。
二、迷信与科学
迷信和科学都只是一种评价。在现代语汇中，与迷信最对立的是科学。二者在某些意义上是指一种事实，但在更多的场合中，是作为一种评价，而评价往往借助于形态各异的权力。
人们常在评价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现代人人类常将强盛的西方物质文化与科学、技术（科学的物化形态）联系在一起。于是，科学便成了最高价值的评价词。当人们意欲标榜某事某物有很高价值、值得高度尊重时，便会冠于科学的定义。或说是已经科学证明了的。
近世一些学人，虽志在弘扬儒家思想的精华，但却把唐朝、五代以后的阴阳五行当作糟粕加以摒弃，他们把阴阳五行统摄的诸象，如天文、五行、形法（风水、相术）、算命、医术、望气、风角等等方技术数称作迷信。这显然是从西方文化所由生的体验世界，观看古代中国的文化表所作出的一种评价。
综观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或用中国传统文化抵抗、排斥西方文化，或有选择地利用西方文化，或心甘情愿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等若干种态度与为消长的历史。自西方文化以圣水、鸦片、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人们便开始以各个视角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先进我们落后。我们的文化只能类比他们文化史中过去的某个阶段；西方文化表层形态的变换，便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唯一道路、唯一模式。他们有我们没有的器用，如民主制度、政治经济体制、管理方法、科技、工业、教育等等，既是我们落后的证明，也是使我们先进的必备条件，我们有而他们没有的东西，便成了我们落后的原因，成了阻碍我们先进的抑制因素、历史包袱。于是一场扫除传统追求西方真理的文化运动开始了，人们希望从工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加以求顺应世界潮流救国保种。在破坏旧秩序的过程中，阴阳五行便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尽管某种意义上只是表层形态--对诸象的破坏。
最富戏剧性的例子，是对中国古代方术之一---医学---评价的变迁。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中医曾与各种方术一样被归诸迷信之列。阴阳五行是迷信的大本营。结论是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在这种评价的支配下，中医药曾遭到被取缔的厄运。
但后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这种善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迷信一跃而成科学。中医药作为一种事实，其本身并无丝毫改变，所改变者只是对它的评价。在这里，迷信和科学只是一种评价，方技术数是古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形态之一。唐、五代以后广泛流行的一种术数算命术，以较其前辈更为精密的推算程序，赢得了一千多年来上至君主、下至庶民的诚心笃信。近几十年来却把它称作迷信。之所以说是一种评价，因为中医药与算命术出自同一体系，具有同样色彩，已被我们称作科学。所以迷信是带偏见的评价。
迷信和科学都是一种信仰。对迷信通常的定义是缺乏理性实质的信仰、准信仰或习俗。因而它首先是一种信仰，其次是缺乏理性实质的。然而，现代语汇中迷信截然对立的科学，正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这便是对公理的信仰。
亚里斯多德认为，公理是不可论证的第一原理，一切论证性科学都必须从这一原理开始；每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第一原理。最能表现古希腊理性精神的演绎几何学，便是建立在一些不能论证的自明之理上---公理之上。不证自明即无法证明，只能信仰，只有坚信某个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或公理为真，人类才能获得知识。因而《圣经》宣称信仰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无论是公理还是耶和华，都是体验，是不证自明的真实，这种真实不能用理发或逻辑推理来证实，它表现为信仰。这种信仰并不具有理性实质。
科学在今天被视为万能，因而它是一种信仰。人们，包括数以万计的科学对科学的尊崇，基本上是一种信仰行为。。近代科学是机械宇宙之象，在机械运动的体验世界中，物我是分裂的，我们是旁观的研究者，只是在观察、模拟客观的物质运动。在机械宇宙象参照比较下，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自然被视为神秘主义的世界；天人合一、人与天地参的体验的象便被斥为迷信。这就是物我分裂的科学和物我为一的迷信，不同体验世界之象造成的信仰差异。
近代科学只是机械宇宙象的模型，科学家们信仰的各种现代科学，实际上是对物理学的模拟，是机械宇宙象的模拟。用英国现代科学史家丹皮尔的话来说，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理性研究。而这种知识的获得、研究的进行，是受机械宇宙象支配的。这个宇宙象的最基本特征是数量和物质的机械运动，物理学便是这个象的经典模拟。现代各种名目繁多的科学，则是对物理学的模拟，是机械宇宙学象的支流未裔。关于这一点，英国当代科学史家说：在这些领域里自称为科学家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是遵循物理学的经验方法的****幽禁在现代实验室里，透过数字仔细端详世界，不能知道他们努力遵循的方法不仅必然是无结果和没有成效的，而且也不是使物理学取得成功的那种方法。
物质和社会的机器是表层文化形态，是表意之象，是器用。科学的本身和对象都是器物。当人们把政治、管理系统统称作科学，并对之作技术性处理时，以人道主义自我标榜的西方文化便将人也比作了器物。可叹的是，这类器物却成了人类崇拜的对象、企求的目标。对诸如此类机器的精心制作，表明了近代西方执着追求技的趋势或倾向，今日之科学不过是一个物理世界的抽象体系。如果一味求技，存其象不得其志，便会导致用其技不求其道的悲剧性后果。
西方新一代的创造者比我们更为敏锐地感受到了他们文化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包括人们常说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问题等等表面现象，及其信仰危机。我们非西方文化地域还在一味追求西方之技时，西方的一些哲人早已开始在非西方文化中寻找救世之方。这表明，西方文化渐失其近百年来专制暴君的地位。西方文化形态是其文化先驱的表意之象，而我们非西方文化之人士用西方之技时不能通其所象之意，用技不求其道，即便王道、王政也会成为政治权谋（技），就永远也走不出历史尘埃积成的浓厚阴霾。明意悟道体现世界。近代科学与中国式的迷信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是主、客分裂的体验世界之象，后者是物我为一的体验世界之象。被当作迷信大本营的阴阳五行，并非近人牵强附会的古代中国的自然观或自然哲学，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的体验中，并无人对立的自然，与我对立的天地。阴阳五行统摄着体验所及的一切，它是宇宙---人生的全息象。在现代被视为迷信的方技术数，在古代却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地位价值远在今日科学之上。不仅表象而且模拟着体验世界，是天或道的模拟，其意义难言其大。我们藉助它们来言说象的形态，进而明彻意的境界。阴阳五行是象，然象中有意；方技术数是技，但技中有道。我们不拘于技不存心于象，便函能意明悟道。真正的文化融匐不在表象、器用，而在意和道。新的文化大融合不是以技取胜，而是更为博大精深的体验世界为主体的同化过程。
明彻中国文化之底蕴的意义正在于此。
